中国式现代化优质均衡的伦理特性
其价值内核所寻求的是主体间利益关系的动态协调与平衡，
协调的是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问题，
平衡发展是中国式现代的价值属性使然。
它不仅继承了中国古代优秀伦理文化，
亦彰显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价值诉求。
这种价值诉求反映在中国式现代化中就是要求实现优质均衡的全面发展，从而不可避免地在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孕育出一种全新的精神—文化气质。
在此意义上可以说，这种凸显协调与均衡伦理特性的中国式现代化，正在开启一种既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中国特色的中华文明伦理新形态。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既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自己国情的中国特色。”。中国式现代化区别于西方社会以资本逻辑为主导的单一化、单向度的现代化模式，它是中国共产党在百年奋斗实践中总结的最新发展与治理成果，不仅体现出马克思科学社会主义的深刻内涵，而且蕴含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均衡、和谐等伦理价值理念。从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的协调发展中可以看出，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不偏重于某个文明维度，而是五大文明均衡协调发展的现代化。正是基于对多维度、全方位的统筹与规划，才使得一种置身于世界历史又超越于现实历史发展的可能性得以可能，它正在创造出人类文明的新形态。这种新的文明形态彰显着一种新的伦理价值形态，它预示着深受西方经典现代化所影响的规范伦理将不可避免地向以均衡协调为价值导向的新伦理形态过渡转型。因此，中国式现代化的伦理特性就是均衡，而实现优质均衡的价值理念正是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的题中之义。
01 均衡是现代伦理的主要特性
人类现代化的进程就是一部现代文明社会的发展史，其中社会如何实现可持续与健康稳定的发展是现代化所要思考的核心问题之一。在西方社会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中，这一问题的解决主要受制于资本理性化、逐利性的价值逻辑的影响，这种价值逻辑表现为主体间关系的非此即彼性、零和博弈等，正如埃德加·莫兰所言，“来自欧洲的乌托邦许诺了一个灿烂美好的未来，而我们今天的世界却日益贫富分化，环境愈加恶劣，几近无法生存”。由此观之，中国式现代化就在于它不简单的遵循西方现代化发展中的价值逻辑，即以单一理性化、绝对化、形式化的规范伦理为指导，而是更侧重于强调均衡协调的重要价值，追求的是和谐稳定的社会发展状态，协调与均衡已经成为现代伦理价值形态的主要特性。
一般来说，现代化并非西方社会发展所独有的专属产品。当我们用现代化一词来描述现代社会发展状况时，德国哲学家哈贝马斯看到“现代化”（Modernisierung）的概念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的特征，它将现代性从西方欧洲的起源中分离出来，与此同时，这种现代性不再是西方理性主义的代名词，二者间不存在必然的联系。“因此，我们不能再把现代化过程看作是理性化过程和理性结构的历史客观化”。这或许为我们辨明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一个独特视角，那就是面对当今西方社会的理性化进程走向其启蒙精神的反面，如果中国的现代化是以超越西方现代化发展困局，开辟未来世界发展更多可能性的姿态出现在人类文明发展的历史视野之中，那么这种区别于西方现代化的中国式现代化所追求的是什么。换言之，现代化之“化”应当是带有某种价值诉求在里面。于是，中国式现代化不是在排斥否定以科学、理性等西方现代化主要成就这个意义上要“标新立异”，而是作为现代西方文明把脉者的形象来定位自己。它孕育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经验，并融合当前世界文明发展诸多有益成果的基础上形成的，从而为各国的现代化发展提供可供参考的“中国方案”。阿诺德·汤因比与池田大作在展望二十一世纪的对谈中，一致认为中华文明内核中的和平、团结等价值理念更有可能引领人类原子能时代的文明发展。进一步来看，中华民族有着尚和平、重团结的文化传统，而这恰恰是当前西方现代化发展所缺失的道德底色。因此，中国式现代化所彰显的均衡伦理特性，避免了现代西方社会存在的一系列失衡、失控、失范等问题，为世界的和平稳定发展贡献“中国智慧”。
英国思想家齐格蒙特·鲍曼看到，在面对多元化、碎片化、不确定性的后现代挑战时，现代西方社会遵循其现代性内在逻辑所建构的伦理体系正遭遇一场“范式危机”，它“正在削弱西方的伦理自信和自以为是”。虽然它们通常以公平、正义、责任等全人类公认的伦理价值作为其理论内核，以协调主体间关系为对象，以实现社会秩序的优化为目标。但至于如何将其规范性运用于具体的文明发展之中却缺乏行之有效的手段。当前，面临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式现代化的内在伦理路径就在于开辟出一种不同于现代西方社会所建构的单一化、霸权化的规范体系，它是在吸收、融合文明交流互鉴有益成果的基础上，充分立足于自身的优秀传统文化，从而形成既有中国特色又具有世界历史性意识的伦理价值形态，为世界多元文明的发展提供一种富有中华文化底蕴的伦理智慧。进而言之，这种富有中国色彩的伦理方案如何能够为世界多元文明的和平发展提供参考，则需要进一步研究其存在发生的内外两个方面的原因：
首先，从其产生的内因来看。社会伦理价值形态与其社会的发展是紧密相连的，检验一个国家的文明程度与发展水平离不开对其社会伦理价值形态的剖析与研究。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国家是伦理理念的现实”，这种伦理理念不仅表露于形式层面的一种价值观念，而且更为深入地反映在这个国家的社会发展与精神气质之中。回顾中国现代化的百年历程，社会伦理价值形态的塑造是一个不断变化的动态发展过程，从近代伊始，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之间、封建主义与人民大众之间的矛盾是社会的主要矛盾。此时，社会的伦理规范以追求民族的独立、人民的解放为最高价值目标，后来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人民实现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创建了社会主义新中国。在社会主义建设的探索发展阶段，社会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改革开放后，我国的社会矛盾继续突出表现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社会伦理规范也随之集中于处理经济社会发展与人民物质文化需要之间关系的问题。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事业已经步入新时代，新时代突出新问题，新时代呼唤新伦理。具体言之，这种新问题即是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关系的矛盾状态本质上是各方利益的分化、失衡所最终形成的利益对立、冲突所致，它具体表现为：人地关系中，生态环境持续恶化的失衡；区域关系中，东西发展的失衡、城乡发展的失衡；社会关系中，收入分配的失衡等。因此，从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走向平衡充分的发展就需要新的伦理形态作为价值引领，实现社会的可持续、健康稳步发展成为现代伦理所面临的主要挑战，社会伦理规范逐渐从侧重如何保障与维护经济的高速增长向如何促进均衡、协调的高质量发展转变。
其次，从其产生的外因来看。经济的全球化、科技的进步使得各国间的交流联系日益频繁、紧密。与之相对的是，各国间的文化观念、经济利益、地缘政治等冲突加剧。西方社会所主导的现代化模式正在面临后工业时代的资源枯竭、全球环境恶化、社会贫富分化、阶层撕裂、民粹势力抬头等诸多问题。乌尔里希·贝克基于对西方工业社会的研究，认为西方社会正在蜕变为风险社会，即“财富的社会生产系统伴随着风险的社会生产”，由此带来的环境、科技、社会分配等领域的失衡、失控现象。在这种意义上，现代化风险超越特定地域，并表现为不可预测性。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局势，以及西方现代化发展所带来的一系列风险与危机，今天人类文明如何在谋求自身发展的同时，又能确保全世界的可持续稳定发展再次成为一道难题。而要解决时下人类文明的发展难题，关键在于反思西方现代化的发展模式，并对其在经济发展中所建构的一系列伦理规范理念重新进行审视。
西方的现代化“由于受资本逻辑的主导，这种现代化建设在发展中维护的是资本的权利，注重的是资本的价值增殖，这一增殖过程中的对象、条件都只是供其消耗的客体，遵循的是单一主体性的逻辑。”，这种受资本单一主体性逻辑操纵的发展，最初的确能够推动社会的快速发展，但资本的逐利性注定其摆脱不了“贪得无厌”、“征服扩张”的野蛮本性，其所标榜的自由、民主、公平等伦理价值理念就难免沦为资本畅通无碍发展的辩护工具。进而，单一的主体性逻辑反映在人际关系中就是人对人的压迫与剥削，在人与自然关系中就是人对自然的全面掠夺与征服。正如阿诺德·汤因比在人类文明史的研究中，将西方文明发展中存在的两种特性，即人与人之间的冲突战争，以及人对自然的野蛮征服视为是两大罪恶，以至于他认为“西方人专注于增进物质福利，也确实取得了惊人的成就，却面临丧失灵魂的危险”。针对全球化发展不平衡、不平等的乱象，中国式现代化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进行的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它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同时，致力于破解西方现代化的发展困局，探索出一条人类多元文明健康、和平发展的现代化之路。健康发展，说明中国式发展追求的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绿色持续的科学发展模式；和平发展，说明中国式发展谋求构建国家间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在全球治理方面，中国式现代化不遵循西方现代化零和博弈、冷战思维的霸权逻辑，而是坚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原则，充分尊重每个国家的合理诉求，积极维护多边主义的共同健康发展。
由此可见，中国式现代化奠基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建设之中，它在反思西方现代化发展唯资本、两极分化、单边主义现象的同时，充分吸收中国传统优秀文化中和谐、均衡等伦理智慧，从而实现对西方式经典现代化发展模式的根本超越。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中国式现代化对世界发展贡献的独特之处就在于其内在文化价值的独特性，它以平衡、协调关系的稳定和谐作为处理各方利益诉求的“价值金标准”，以小康大同的治世理想作为人类文明发展的最终价值归宿。因此，继西方现代化标榜其自由、进步等价值理念之后，中国式现代化的价值内核凸显为均衡的伦理特质，它逐渐成了现代世界伦理价值体系建构中一个不容忽视的主要特性。
02 中国式现代化的均衡伦理本质
中国式现代化是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的协调发展，五大文明的协调发展就需要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五位一体”的全面推进，如何实现“五位一体”的现代化发展就要有发展目标作为价值引领。物质文明离不开经济建设，它以富强作为价值引领；政治文明离不开政治建设，它以民主作为价值引领；精神文明离不开文化建设，它以文明作为价值引领；社会文明离不开社会建设，它以和谐作为价值引领；生态文明离不开生态文明建设，它以美丽作为价值引领。正是基于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五大价值全方位、多维度的统筹协调，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奋斗目标才足够全面、立体与明晰。可以看出，统筹、协调等诸多发展措施说明中国式现代化的均衡伦理本质就蕴含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之中。
在中国古代传统文化中，“均衡”作为一组词语最早可见于《黄帝内经·素问·五常政大论》：“升明之纪，正阳而治，德施周普，五化均衡”。这透露出古人对于养生与四时变化发展规律之间关系的深刻洞见，只有掌握适时而治，协调阴阳，才能达到健康均衡的理想状态。《易经》作为中华文明的智慧经典，其中就将世间万物的变化规律形象地描述为阴阳相生、相克、相合的均衡状态。在《说文解字》中，“均，平徧也。从土从匀，匀亦声”。“均”字最早是用来形容古代土地分配的均平，均就等同于平。在农业社会，土地是作为国家赋税、农民生计最主要的经济来源，负责丈量、分配土地事务的官职名为“均”，可见国家对于土地分配寄托着公平公正的价值理念。“衡，牛触，横大木其角。从角从大，行声。《诗》曰：设其楅衡”。“衡”字本义是指绑在牛角上的以防触碰的横木，后引申为度量物品轻重的仪器秤杆。东汉哲学家王充专门写《论衡》一书作为评定社会言论的价值天秤，所谓论衡，就是“铨轻重之言，立真伪之平”。衡不仅是度量物品质量大小的仪器，而且具有评判是非对错的价值功能。可以看出，均衡作为中华传统文化中的一种伦理智慧，不仅富有对事物发展规律的深刻洞见，而且流露出对美好生活的价值追求。此外，均衡还广泛地运用于现代经济学、美学、电子通信、医疗健康等领域，以求达到价值目标的理想状态。从系统论的角度来看，均衡一方面是指系统内部各要素之间动态发展过程中的平衡状态；一方面是指这种平衡状态能够维持系统的有效运转，而不至于走向失效、失控。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世界是普遍联系和运动发展的。世界作为一个有机系统，其内部各要素之间的联系是客观存在的，它们是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相互作用的关系。而对立统一的科学规律正确揭示出各要素之间的联系与发展的过程，它表明均衡的实质不是孤立的、静止的、绝对的平均，而是多要素间相对的、动态的平衡过程。这种动态平衡反映出事物由“平衡→不平衡→新的平衡”这一发展趋势的变化过程，其内部具体表现为在适当的条件下各要素之间相互依存、相互转化的发展状态，最终达到有机体自身稳定和谐的健康发展。片面地强调对立斗争，或是绝对统一都有悖均衡的伦理本质。
从均衡作为伦理的协调方式来看，它区别于经济、政治、法律等强制性调节手段，它侧重于维护利益关系和谐稳定的健康发展。利益不仅包含了物质利益，同时也指精神利益，只要有欲望需求就有利益存在，有利益的追求人类社会才可能向前发展。利益关系分为纵向与横向两个范畴：纵向利益关系是指个人利益、群体利益和国家利益之间的关系；横向利益关系是指各主体间的利益关系。《牛津法律大辞典》中将利益解释为：“个人或团体寻求得到满足和保护的权利请求、需求、愿望或要求，而这些必须要结合社会中人们之间关系的秩序来考虑”。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利益关系是一切社会关系中最基本的关系之一，是一切事物变化发展所遵循的底层逻辑。在社会生活中，无论是经济的、政治的还是法律的功能其实质都是为了处理某种利益关系，“这些方式相比较而言，经济的方式注重利益的最大化、政治的方式注重利益之上权力干预、法律的方式注重合法权利的维护，伦理的方式注重利益的大体均衡”。利益的均衡性说明伦理协调所遵循的标准是利益的适当性、正当性与应当性三者的有机统一。“适当性原则”是指主体的利益需求是在一定范围内的有限存在，有限性与无限性相对应，当利益一方的权益占比超出此限度就可能导致利益双方关系的失衡与冲突；“正当性原则”是指主体的利益追求必须合法合规；“应当性原则”凸显的是主体的利益动机、价值目标与结果合乎伦理“善”的原则。只有当主体间的利益关系满足以上三个原则，利益的大体均衡才有可能得到保证。从伦理协调的对象来说，它协调的不是某个单一主体的利益，而是多元主体间的利益关系，这就决定了伦理协调的价值目标不可能遵循“赢者通吃”的霸道逻辑，而是注重“有利方”向“不利方”，“多利方”向“少利方”的“让利”与“互惠”，及时平衡两者间的差异，缓和双方间的矛盾与冲突。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作为伦理协调策略的均衡带有“道德温情”的色彩，亦富有化解利益冲突、危机的伦理智慧。
从人类文明建设的角度来看，这种均衡伦理就体现在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的五个文明维度的价值目标中。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的协调发展就需要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五位一体”的全面推进。其中，经济建设追求的是富强的价值目标，政治建设追求的是民主的价值目标，文化建设追求的是文明的价值目标，社会建设追求的和谐的价值目标，生态建设追求的是美丽的价值目标。富强的价值目标，表明中国式现代化的经济建设必须注重高质量发展，而高质量发展就需要遵循“经济新常态”（New Normal of Economy）。新常态意味着它不同于高增长、粗放型、结构单一的旧经济发展模式。当前，我国经济发展的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结构性的问题，新常态所要解决的正是这一矛盾中供给侧与需求侧之间关系的不平衡问题。具体言之，要解决经济上的供需矛盾，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就要实现经济结构的对称态基础上的稳定持续发展。“经济结构的对称态”是一个经济学的专业术语，通俗来讲就是面对经济发展过程中的结构性失衡问题，经济结构的对称态强调经济发展中各生产要素之间动态平衡的优化过程。这种动态平衡透露出均衡的伦理本质，它不依赖于单个生产要素，或者少数几个生产要素，而是注重以多要素、全要素的生产手段来提高经济生产效率。因此，经济新常态的核心就在于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及其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而要提高全要素的生产率关键就在于供给侧结构性的优化与改革，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整合与再生，创新发展模式，及时协调均衡供给端以适应、满足需求端的变化，促进经济的健康稳定发展。
民主的价值目标，表明中国式现代化的政治建设必然坚持人民的主体地位，充分保障人民当家作主的权益。中国式的现代民主不同于西方单极化、少数人的精英民主，而是“全过程的人民民主”。它摒弃了西方现代民主政治中的“精英游戏”，而是侧重于保障所有公民都能够参与到民主政治的建设中来。“政治极化”（Political Polarization）是当前西式民主所面临的最主要的政治困境，究其根本，极化现象是政治治理中失衡、失序的典型表现。换言之，西式民主已经沦为少数精英群体，或部分政党集团操控的权力游戏，弱势群体的利益得不到有效关注与保障，从而造成社会矛盾加剧，政治冲突频发。与其相反，全过程说明中国式民主注重人民至上的政治理念，它始终把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自身政治建设的坚实基础，从而保障了公平正义的最大化实现。这种公平正义的原则就体现出均衡的伦理本质，它反思与批判西式民主中的零和博弈、恶性党争等政治乱象，注重的不是维护少数群体的利益，而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保障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基础上，在共建共治共享中达成各方的广泛共识，形成各方利益的最大公约数。
文明的价值目标，表明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建设追求的是社会物质的、精神的与制度的全方位较高水平的发展状态。文明是评判社会进步，现代国家综合国力的重要标志之一，亦是一个国家文化软实力的集中体现。在社会层面，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建设关键在于协调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红色革命文化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三者之间的均衡发展与创造性融合；在个人层面，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建设注重协调公民的思想道德建设与教育科学文化建设之间的均衡，二者相互渗透、相互影响。其中，公民道德建设要在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个人品德建设四个方面共同发力，它是教育科学文化建设的价值引领与保障，同时教育、科学、文化的全面发展又能为公民道德建设提供智力上的支持，从而强化彼此的价值连接。二者的均衡化、全面化发展为塑造中华民族独有的精神气质，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了坚实基础。
和谐的价值目标，表明中国式现代化的社会建设追求的是多主体间和睦、协调与稳定的社会关系。具体来说，这种和睦协调的社会关系离不开均衡的伦理策略，它需要协调的是个体、社会与国家三个层面的全面发展，三者之间是相互依存、相互成就的关系。忽略任意一个层面的发展，三者的关系就会面临失衡、失序的危险。个体层面注重的是人民的安居乐业，安居象征着生活得好，乐业代表做得好，某种程度上，此亦符合亚里士多德所言，个人只有同时满足两个方面，才有可能配享幸福；社会层面注重的是社会的安定有序，只有加强基层社会治理，健全社会治理体系，使得人民生活稳定、有保障，整个社会秩序才有可能团结有序；国家层面注重的是国家的长治久安，这就要求坚持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全面贯彻落实总体国家安全观，加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为治理的长效性、稳定性提供坚实的制度保障，从而实现国家的安定太平。可以看出，个体的幸福离不开社会的稳定，社会的稳定又需要国家长效治理机制的保障，三者相互统一、相互影响。
美丽的价值目标，表明中国式现代化的生态文明建设追求的是人地关系和谐共生的美好图景。“美丽”的价值属性指的是事物接近完美、理想的状态，以及由此在主体身心上产生的愉悦、舒服等积极效益。在生态文明建设中，这种美丽的价值目标具体指的是自然环境的优美——如“绿水青山”。新时代，人民大众的需求已经从原有的满足温饱迈向小康生活，单纯的物质满足已经无法适应多元化、高质量的美好生活需求，追求更为健康、更加生态的生活方式成为了人民群众的美好向往。同时，原有的经济发展模式所造成的生态污染、次生灾害严重危害到了人民群众的人身安全，两个方面的失衡造就了人地关系矛盾的日益加剧。如何缓解乃至化解二者间的矛盾就需要均衡的伦理智慧，即在满足人类自身发展需要的同时，也能维护好自然环境自身调节的动态平衡。而自然环境的健康稳定状态又能最大化地保障人类文明的发展成果，满足人民群众的美好生活需要，二者是相辅相成，共生共存的关系。
总的来说，均衡既是一种伦理调节方式，也是一种伦理目标，它印刻于中国式现代化的伟大实践中，从而为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强国建设提供了伦理保障。作为一种伦理智慧，均衡诞生于中国式现代化实践的文明土壤之中，它在彰显出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底蕴的同时，亦在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创造性与创新性发展中获得科学的内涵。
03 在优质均衡中实现中国式现代化
中国式现代化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必由之路，这条道路是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在百年实践探索中，形成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发展之路。如今进入新发展阶段，就需要新的发展理念作为价值指引，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均衡互动的新发展格局。“发展理念是战略性、纲领性、引领性的东西，是发展思路、发展方向、发展着力点的集中体现”，新发展观具体展现为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价值理念。从发展思路来看，五大发展理念都蕴含着均衡的伦理价值；从发展方向来看，五大发展理念都指向一个更高质量、高效率、更公平的均衡发展模式；从发展着力点来看，五大发展理念都致力于协调解决不平衡、不充分的利益关系问题。由是观之，新发展观念彰显出协调均衡的伦理智慧，它表明作为优质均衡的新发展观正在逐步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发展道路。
优质均衡，顾名思义就是指作为伦理协调方式的均衡，在多种协调途径中所能寻求的最优解，它是协调主体间利益均衡所能带来的各方价值最大化的体现。而在面对如何全面、科学、有效的构建中国式现代化发展模式，实现其优质均衡的健康稳定发展，就需要我们首先对中国式现代化的时代特征与发展方向有清晰、全面的认知：“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这说明，要实现优质均衡的新发展观念就必须考虑这五个方面的特质。
第一个方面，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这就需要协调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的关系，实现民主法治的优质均衡。人口规模巨大的现实决定我们的现代化发展不可能只是惠及部分人、少数人的现代化，而是发展成果由所有人共享的现代化。如何让发展成果能够惠及所有人，就不仅需要注重经济维度的发展建设，更需要有公平正义的制度保障，而公平正义的制度建设就凸显了政治治理的重要性。治理（governance）作为一个哲学命题，反映的是对事物的矛盾运动变化规律的掌握，并实现其稳定有序发展的智慧。具体言之，这就需要协调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之间的关系，达到二者的均衡发展，完善、健全的治理体系为治理能力提供规范指导，良好的治理能力又能进一步促进治理体系的完善，二者现代化的价值目标就是实现社会主义民主法治的优质均衡。民主与法治的优质均衡体现在民主与法治是相辅相成，相互影响的关系。没有民主的政治建设，法治就是一纸空谈，而法治的制度化又为民主提供保障。民主与法治共同构成国家治理的坚实基础，“国家治理的最高目标，就是基于伦理维度的‘善治’”，只有实现民主与法治的有机结合，才有可能推动国家治理走向善治。人口规模巨大的现实说明中国式现代化难度的艰巨性、复杂性，如何在现代化建设的同时，兼顾平衡好多方的利益诉求就不仅需要科学的政策引导，更需要优质均衡的伦理智慧，将人口规模巨大的现实转化为现代化发展的红利与优势。“善治就是使公共利益最大化的社会管理过程”，所谓公共利益的最大化说明善治注重的不是维护部分人、少数人的利益，而是在各方的合作管理中寻求利益价值的最大化。人口规模巨大的现实必然要求治理模式向着多元化的管理模式转型，传统一元性的垂直管理结构已无法适应社会矛盾的变革发展，应当推动民主法治的均衡化治理，弥合价值多元时代的价值分歧，打造共治共建共享的新治理格局，凝聚社会各方的价值共识，满足广大人民对良法善治的美好生活向往。
第二个方面，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这就需要协调经济发展与收入分配关系，实现共同富裕的优质均衡。中国式现代化是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它遵循的是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模式，这就要求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发展的共享性质说明社会主义的发展不仅是做大蛋糕的过程，更是注重均衡合理地分配好蛋糕。没有均衡分配的物质基础与制度保障，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也就无从实现。具体来说，均衡分配协调的是经济增长与收入分配之间的关系，经济的增长应当与居民收入的增长均衡同步。经济的增长带动社会财富的积累，创造出更多的社会就业岗位，居民生活得到改善，同时居民生活水平、收入的提高，又可以提振消费，从而刺激社会的扩大再生产，实现社会经济的稳定可持续发展。如果居民的收入分配不合理，贫富悬殊，那么社会整体的消费能力就会萎缩、需求持续疲软，供给侧的产能严重过剩，导致经济结构性失衡，最终经济发展陷入滞胀。“消费是我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中等收入群体是消费的重要基础。目前，我国约有4亿中等收入人口，绝对规模世界最大”。而如何通过完善分配制度来扩大内需消费，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新发展格局，关键在于均衡低收入、中等收入与高收入人群之间的利益关系，以“限高扩中提低”的分配政策调控低收入与高收入群体的占比，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来弥合两端收入存在的财富差距，化解二者之间长期存在的利益矛盾，加快形成以均衡稳定著称的橄榄型社会结构。此外从地域上来看，我国的经济存在城乡发展、东西差距、南强北弱等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这就要在优质均衡的指导下，调整城乡二元结构，促进城乡一体化建设，统筹东西经济建设，实现南北互补式发展。总的来说，无论是收入分配的优质均衡，还是经济建设的优质均衡，都不是所谓的绝对平均化、趋同化。收入分配的优质均衡“它不是传统意义上‘均贫富’的同等富裕，也不是全社会整齐划一的同步富裕，而是在消除了贫富分化之后保持合理差距的普遍富裕”。经济建设的优质均衡是在全国一盘棋的大背景下，因地制宜，合理分工，注重发挥各方的优势，而非谋求所有地区经济水平的绝对平均。
第三个方面，中国式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这就需要协调人民的精神文化需求与经济发展的内在关系，实现守正创新的优质均衡。守正与创新是文明社会发展的一体两面，没有守正的坚实基础，社会发展就会失去正确的价值保障，物质文明就有可能陷入发展困境，缺失创新的动力支持，精神文明建设就会陷入停滞、僵化、甚或倒退。只有准确地把握二者的关系，才能做到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均衡协调发展。新时代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美好生活不仅体现在对物质生活质量的更高追求，而且也囊括了对精神文化生活的需求。繁荣人民精神文化生活需要遵循守正与创新的优质均衡，做到中华文化在传承中发展，在发展中传承。这里的守正指的是坚守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红色革命文化与优秀传统文化，创新是在融合与发展三者的基础上创作出符合时代要求、反映时代特色、具有时代影响的优秀文化艺术产品。具体言之，即协调好文化事业与文化产业之间的关系，在提升公共文化服务水平满足人民精神文化需求的基础上，大力发展文化产业来激发市场活力，丰富人民的精神文化生活。新时代，面对社会经济发展的供给侧结构改革，社会思想文化领域的建设逐渐凸显出其独特的优势，比如引导人民群众更为绿色低碳的生活观、消费观，促进经济模式向更为健康、高质量地发展转变。只有适时协调兼顾社会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均衡发展，在人民物质生活水平日益增长的基础上，以精神文化的守正创新为价值引领，才有可能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由此观之，物质文明的发展为精神文明建设提供了物质基础，同时精神文明建设一方面能够为物质文明发展提供思想价值引领，提升物质文明的发展水平，实现更高质量、高效的发展；另一方面又能够凝聚社会多方共识，增强人民的思想文化素养，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第四个方面，中国式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这就需要协调人与自然的关系，实现和谐共生的优质均衡。和谐共生的价值理念说明了人与自然的关系不是征服与被征服的关系，而是相互依存、相互成就的关系。这就需要优质均衡的伦理技艺平衡二者间的关系，做到发展与保护的统筹兼顾，即在满足发展利益需求的基础之上，保护好生态环境自身调节的动态平衡，实现现代化的稳定可持续发展。和谐作为一种价值理念有着三个层面的含义，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上，和谐是指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和睦友善；在人与自身的关系上，和谐是指身心平和从容的健康状态；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和谐是指人与自然的互利共生的关系。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人与自然的和谐就是追求互利共生的均衡发展。中国式现代化的绿色发展理念，本质上追求的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优质均衡，它是在资源环境可承载能力的限度内的可持续发展。这就说明，它自觉将生态环境的保护纳入社会经济发展的考核要素之中，社会经济的发展不再是与生态文明建设相分离的两条“赛道”，而是现代化建设的一体两面。进一步，这种社会经济的发展不仅不以牺牲生态环境为代价，而且其本质上就是实现绿色化、生态化的发展过程。由此观之，和谐共生的优质均衡透露出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之间关系的辩证统一，它遵循的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中“两山论”的价值逻辑：我们既要绿水青山也要金山银山，宁要绿水青山，不要金山银山，而且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其中，金山银山代表的是人类社会的利益需求，绿水青山指的是生态环境自身的生态价值。从侧重金山银山的追求到对绿水青山的保护，说明人类社会的发展经历了一个从片面追求物质利益最大化，到意识生态环境重要性的价值翻转过程，而最终实现绿水青山与金山银山的价值合一，则说明人类文明社会将步入一个全新、更高质量的发展阶段。
第五个方面，中国式现代化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这就需要协调国家间的关系，实现和平发展的优质均衡。和平发展的价值理念说明中国式现代化遵循的是国家间关系的平等互利原则，这种互利平等体现出优质均衡的价值导向，即国家间无论大小都应以彼此尊重为前提，在此基础上以求得各方利益的最大化。如今面对世界经济进入漫长的衰退期，各方由增量博弈走向存量博弈，西方的霸权主义、单边主义、保护主义势力逐渐抬头，世界的治理体系中的恃强凌弱，霸权逻辑等不公平、非正义现象愈演愈烈，由此带来地区间与国际局势的加速动荡。在世界经济发展的进程中，西方国家凭借科技革命、资本积累等先发优势，在全球经济发展道路上长期占据着领跑优势，而第三世界国家和地区的现代化起步晚、底子薄等社会现状导致其自身现代化发展缓慢、曲折。同时，西方国家的经济主导地位，也造成其在全球经济规则的制定中占有更多的决定权、话语权，拥有更多的获利机会。由此就加重世界南北发展不平衡、不对等等问题，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利益矛盾、冲突持续恶化。如今，面对发展中国家的快速崛起，如何避免大国间的“修昔底德陷阱”又一次回到了人类文明发展的视野之中，西方现代化的霸权逻辑与零和博弈思维决定了它无益于解决这一问题，反而可能诉诸武力与战争等极端暴力手段，从而将人类拉入新一轮的冷战与核威胁的末日恐惧之中。不同于西方现代化对外扩张掠夺的霸道行径，中国式现代化在处理国家间关系上，致力于构建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积极推动各方由冲突、不平衡的紧张关系向均衡稳定的良性关系发展。人类命运共同体本质是基于人的生命、需求的利益一致性而言的，“共同体的根源深深植于生命世界”，正是本着对生命、自然敬畏的道德法则，人类世界的前途与命运才有可能是捆绑在一起的。因此，它适用于经济全球化、世界多极化的人类社会现实，在谋求自身利益的同时兼顾他者的正当利益与诉求，促进世界和平发展的优质均衡。
纵观人类文明的发展史，近代以降西方的现代化在基督新教伦理的滋养中，为资本主义精神——理性算计、资本竞争等价值理念的发展、深化提供强有力的精神—文化条件。那么如今，面对西方现代化自身所孕育出的发展困境，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所凸显出的均衡伦理特质，是否意味着正在开启一种超越于西式新教伦理的富有东方智慧的中华文明伦理形态，这将是一个值得我们认真对待与深入思考的问题。
作者简介：李建华，中国人民大学伦理学与道德建设研究中心政治伦理研究所所长，武汉大学哲学学院教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研究方向为伦理学、政治哲学、道德学与思想政治教育。刘畅， 中南大学哲学系
文章来源：《思想理论教育》2023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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